李雪||20世纪意大利史学演进路径探析
李雪,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摘 要：与17、18世纪繁荣发展的法德史学相较,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史学陷入了虽有进步却创新性不足的客观迟滞状态。进入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德国文化的影响力日盛,历史主义思潮在意大利盛行。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史学家立足于意大利文化与史学传统,将“德国历史主义”发展为“意大利历史主义”,也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意大利史学发展路径。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学者在对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维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大利化”。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不断演化,推动了历史观“自上而下”的转向、拓宽了研究视野、促进了史学方法的多元化,这成为微观史学诞生于意大利的左翼历史背景。在格兰迪、莱维、金兹堡等人的积极探索下,微观史学成为当代意大利史学的杰出代表,呈现出以小见大的鲜明特征。20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在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微观史学等多种史学思潮的碰撞、交流、融合之中反思其史学实践、重塑了意大利史学精神。
关键词：意大利史学;20世纪;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微观史学
意大利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历经了古典史学、基督教史学、城市史学的发展,埋藏于其文明深处的人本主义传统以及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共同推动了意大利近代史学的萌发,即文艺复兴史学,这标志着意大利史学率先开启了近代化进程、并深刻影响了欧洲史学。然而,自17世纪以降,欧洲文化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法国,它在18世纪引领了启蒙运动,成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先锋代表,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发展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观念。在号称“历史学之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毋庸置疑在德国。无论是将科学研究法引入历史学、宣扬“如实直书”的治史理想、还是推崇以“宏大叙事”来揭示历史规律,尼布尔、兰克、德罗伊森、马克思、狄尔泰等人的史学探索为近代史学之发展树立了标杆。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也曾出现过像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这样的史学大家,但在欧洲史学思潮的对话中,意大利史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却非主导者。加拉索认为19世纪德、法文化对意大利影响深远,外来文化的传入帮助意大利发展了方法论、拓宽了研究主题,但也造成了其在精神与思想层面的从属地位(subordinazione psicologico-intellettuale),不利于史家将意大利史学所固有的、有效的诸多因素纳入公平与必要的考量之中。意大利史学的客观迟滞状态(l’oggettivo ritardo)直至20世纪才开始扭转。在实证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微观史等多种思潮的影响下,意大利史学既兼容并蓄世界史学之精华、亦尝试保有“意大利式”的关注点与研究传统,这极大丰富了其史学实践。进入20世纪,面临着现代文化的冲击,意大利史学在积极顺应发展大势的同时,因思考国家与民族历史、传承固有文化传统,实现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突破与创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微观史学三大流派勾勒了20世纪意大利史学演进的主要线索,它们彼此之间既有传承、亦不乏批判,为每一流派打上意大利文化印记,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回响,尤以克罗齐与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葛兰西影响下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端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为代表。因此,意大利史学在20世纪的演进历程值得我们详细梳理,并探究盛行于该世纪的几种主要史学思潮之间的传承与发展,洞悉意大利史学与世界史学发展大趋势之间的冲突、碰撞与融合,从一个整体的纵向视角实现对意大利史学的动态考察。
长久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关注点集中于20世纪意大利知名的史学家个体或某个史学流派,但鲜有论著将20世纪意大利史学视作一个整体,探究各种史学思潮间的传承与发展。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篇论文《二次大战后的意大利史学概况》、《意大利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为国外学者对意大利史学所做的回顾与梳理,但时段仅限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学者弗朗西斯科·巴尔巴加洛(Francesco Barbagallo)在葛兰西基金会所创季刊《历史研究》中发表论文《意大利共和时期史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科学》(Politica,Ideologia,Scienze Sociali Nella Storiografia dell’Italia Repubblicana),他将二战视作意大利史学的关键性转折点,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史学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推动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间意大利史学之演进,这样的分析思路为拙文的写作提供了有益启发。2011年出版的《牛津历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的第4、5卷中各有一章以时间为线索,从总体上概述了1800—1945年、以及1945年至今的意大利史学,为了解意大利史学全貌提供了概述性总结。加拉索在2017年出版的《意大利史学史：一种概述》中,以时间为线索从整体上梳理了自公元6世纪至20世纪间的意大利史学,致力于分析历史思想、政治反思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在这部通论性质的意大利史学史专著中,加拉索对于意大利各时期史学之特征有着独到见解,他从整体角度对于20世纪意大利史学之重要性的肯定有力地支撑了拙文的写作立意。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界对于20世纪意大利现当代史学思想的整体性认知、对几种主要史学思潮之间的承继关系之研究仍有待推进,拙文尝试在此方面稍作尝试,以期求教于大方。
在后文艺复兴时代,法、德文化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进入19世纪后半叶,德国文化对意大利之影响已超越了法国,这种变化也集中反映在了哲学及史学领域,表现为历史主义思潮在意大利的盛行。历史主义在赫尔德、黑格尔、洪堡、兰克、德罗伊森的推动下,成为19世纪德意志主要的思想潮流,而“在德语世界之外,历史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意大利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历史主义是德国知识界基于历史理性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和矫正的重大成果。卡洛·安东尼曾言：“历史主义就是由德国思想所实现的与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决裂。”作为专业术语,“历史主义”首次被维尔纳(Karl Werner)用于描述维科专著中所呈现的历史哲学之特点。克罗齐认为维科是这一思想体系(历史观)的真正先驱。正是历史主义与意大利、德意志文化传统的复杂渊源,使得意大利史家在将“德国历史主义”发展为“意大利历史主义”的进程中,抓住了二者间的辩证性张力进而推动了20世纪意大利史学的演进。实际上,历史主义观念早已根植于意大利的文化思维中,这一点我们从维科反对笛卡尔的唯智主义、以及18世纪法意文化论战中可见一斑。笛卡尔的唯智主义否定了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的价值、打击了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与个人主义意识、损害了诗性的独立与自主,而这些都是意大利文明的先天性特征。维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了区分,强调哲学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维科对笛卡尔式的反击展现了其全新的史学观念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以维科为肇始直至历史主义所盛行的20世纪,意大利虽然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却仍然面临着现实的、文化的、心理上的南北分立,“复兴运动造就了意大利,却并未造就意大利人”。因此,构建民族认同仍是20世纪意大利史学之重要主题。面对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克罗齐坚信治愈社会问题的良方在于道德之中。而19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国家发展路径充满质疑、思想中满是空洞。以克罗齐、金蒂莱为代表的意大利知识精英“勾勒出以实现文化层面的民族复兴运动为目标、以意大利未来为导向的‘期待视域’”,并在史学领域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历史意识与知识观念,这成为历史主义思潮在意大利发展的现实动力。
纵观意大利史学史,持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意大利史家不胜枚举,他们颇负盛名、其相继活跃的时段贯穿多个世纪,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德桑克提斯(Francesco Saverio De Sanctis,1817—1883)、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1896—1951)、阿道夫·奥莫代奥(Adolfo Omodeo,1889—1946)、费代里科·沙博(Federico Chabod,1901—1960)、埃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1908—1965)、恩佐·帕奇(Enzo Paci,1911—1976)、拉法埃洛·弗兰基尼(Raffaello Franchini,1920—1990)、朱塞佩·加拉索(Giuseppe Galasso,1929—2018)、彼得罗·罗西(Pietro Rossi,1930—2023)、福尔维奥·泰西托里(Fulvio Tessitore,1937—)等,这足以证明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史学意识所具备的持久影响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内斯托·拉焦涅里(Ernesto Ragionieri,1926—1975)将意大利文化的连续性归因于历史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样的结论是合理且有依据的。克罗齐作为意大利历史主义的奠基性人物,引领了意大利史学对实证主义的论战。正是从克罗齐开始,历史主义思潮被渲染上了意大利文化色彩。伊格尔斯将克罗齐视为20世纪意大利历史主义的最重要代表。在柯林武德看来,正因廓清了历史与科学观念的分野,才使得克罗齐比其同时代的任何哲学家都更加发展了历史的概念,而这也恰是克罗齐与德国历史主义的核心差异。作为毋庸置疑的当代史学大师,克罗齐史学所提供的坚实方法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渗透到了意大利文化最遥远的边缘地带,并或多或少地激起了有效反响。克罗齐在美学、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有着诸多建树,但在1945年时,他将自己的文化取向概述为一种历史主义的形式。可见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底色与意识观念对克罗齐思想体系构建之重要性。
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承袭自维科“史哲一体”的历史观念,以“精神一元论”为内核,其史学理论体系可被概括为“历史与精神同一”与“历史思维与哲学思维同一”。前者是克罗齐“精神一元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后者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贯穿和渗透了克罗齐的全部理论。在史学领域,历史主义思潮的发展源自于反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方法论对历史研究的入侵。克罗齐认为“历史事实具有不可通约之个体性”,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与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其鹄的不在于总结普遍规律。人类认知能力有限性与精神、知识无限性之矛盾,使我们将视线聚集于某一特定时段的、某一具体问题之上,因为具体的、特定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与行动起点,构成积极的活历史。因此,历史既是“特殊的”,也是“当代的”。
既然真正的历史是现实的、当代的,那么阐述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便成了克罗齐史学中的核心问题。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容纳知、行两度,美、真、益、善四阶段的真实界,他需要可以跨越、勾连、包含知与行、思想与实践两个维度之存在,在史学领域表现为：伦理政治史。伦理政治史就像一个缩影,因那些将它置于高处的道德力量而存在,并以促进或限制这些道德力量的方式在各种人类活动中呈现自身。伦理政治史为其他活动提供了内在目的;其他活动成为伦理政治史展示其具体性之载体。所以,克罗齐说：“道德良知的运动,创造了历史。”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观成为了解答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史学公式,后被葛兰西所借鉴用以反驳庸俗经济决定论,丰富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文化维度。
区别于欧洲的历史主义思潮,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呈现了意大利史学的独创性反思。弗兰基尼认为克罗齐发现了历史的新维度。但意大利历史主义思潮并未因克罗齐而沿着同一路径演进,反而铸就了差异化的发展图景。奥莫代奥、卡洛·安东尼、弗兰基尼继承式地发展了克罗齐的“历史主义”观念、德马蒂诺在民族学研究中扩展了历史主义方法论。而围绕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亦不乏批判者、反对者。如其曾经的好友真蒂莱以“行动哲学”否认了克罗齐所构建的“两度四阶”体系。沙博指出了克罗齐理论中存在于特殊与普遍、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间的裂缝。又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1904—1966)质疑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反对克罗齐提倡的史哲一体化,提出回归纯粹的历史研究法。此外,文艺复兴文化史之权威学者加林(Eugenio Garin,1909—2004)修正了历史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并非哲学先于哲学史,而是哲学史先于哲学,这显然与克罗齐的历史观念相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坎蒂莫里还是加林,他们对克罗齐的批判均从葛兰西的历史性反思中汲取了理论养分。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史学观念既有吸纳亦存在批判与改造,并在此进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
意大利历史主义思潮内部始终充斥着矛盾与冲突,使得因循或反叛克罗齐之绝对历史主义成为意大利史家构建自身史学理论的两种模式。以葛兰西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在对克罗齐的批判性反思中,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大利化”。我们以后见之明,自然地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播于意大利的马克思相关理论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视为历史主义的一种新发展形式。正如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所做的,他以“德桑蒂斯-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葛兰西”为理论轴线,将真蒂莱-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转换为“民族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的这一项历史任务在极大程度上是通过整理、出版、传播葛兰西著作而完成的。葛兰西以历史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为克罗齐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嫁接了沟通的桥梁,也因此保证了当代意大利史学的内在连续性。
恰如克罗齐之史学理论构建发端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葛兰西的历史性反思始于对克罗齐的批判,其著作《狱中札记》既是与克罗齐的对话,也是从克罗齐影响中净化自身思想的尝试。葛兰西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加以厘清的基础上,以克罗齐的伦理史观为补充,最终完成了自身的史学反思。
首先,葛兰西坚定地批驳克罗齐之唯心史观,但“历史主义,以及源自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仍然是一种作为认识论的指示,无时不凸显在葛兰西的信札与笔记之中”。葛兰西与克罗齐都主张以历史为时空载体来阐释哲学与政治的形成与变迁。葛兰西认为历史性是人、社会、事物、精神的共通之处与存在形式,寓于“形成(divenire)”概念之中,强调一种历史性的变动状态。个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历史而存在,人的本性就是历史。葛兰西吸取了克罗齐历史主义理论精髓,也认同历史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途径。因此,他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注重历史学。葛兰西将人们的实践活动置于历史主义的视域中,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赋予社会现实一种合乎情境的解释,以此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葛兰西发展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但也改变了马克思以经济基础为唯一实在,将其他所有视作一种投射与上层建筑,从而以经济分析法为解释历史辩证发展的根本原则。葛兰西充分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针对性地阐发了知识分子、领导权、文化霸权等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维度是葛兰西所集中拓展的领域。
其次,葛兰西批判克罗齐所推崇的思想与行动之统一只是哲学思辨层面的统一。在克罗齐哲学体系中,知与行均属于心灵活动,思想与行动统一于精神。与之呼应地,克罗齐的历史观认为道德生活属于较高阶段,社会与政治生活属于较低阶段,道德生活吸纳了社会与政治生活,赋予了历史某种方向与积极价值。这种立足于精神一元论的历史与社会演化观被葛兰西批驳为超验的、形而上学的、神学的残余。葛兰西坚信政治与社会生活本身具有直接价值,无需被道德吸纳、也无需以道德为中介得到呈现。对克罗齐精神一元论之超越,得益于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本质的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即“实践哲学”,是一种将合理性根植于实践活动的哲学,这种“哲学不是对现实的沉思,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对现实的历史和政治的特殊介入形式,是服务于特定积极的思想启蒙和政治自觉的思想形式”。这“体现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理解,勾勒出葛兰西马克思主义观的整体框架,即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历史主义原则的指引下,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意识,在现实中将历史之抽象转化为行动力;政治作为一种激情,依靠批判意识来规范行动主体之行为;历史是前两者实在性的展现空间,至此,哲学、政治、历史三者之联结搭建起了“实践哲学”的核心框架,超越了克罗齐之思想与行动在精神范畴的统一,确立了实践在本体论中的意涵,这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之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批驳黑格尔,马克思将历史的诞生地从“天上的云雾中”拉回到了“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而葛兰西对克罗齐的超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批判克罗齐将历史定义为历史判断的唯心史观。葛兰西始终致力于对抗将实践哲学转化为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企图,他将绝对历史主义诠释为思想的绝对世俗性、历史的绝对人文主义。总的来说,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它的总问题是有关历史认识的问题;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是政治哲学的,它的总问题是论述政治意志、文化权力的结构。
葛兰西既批判了克罗齐的唯心史观与思辨因素,但也因克罗齐意识到了实证主义之局限。此外,正是因为吸纳了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演化观,葛兰西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认知了马克思主义之历史主义原则;也正是因为受到克罗齐的伦理政治观之启发,葛兰西比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重视历史的文化维度,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庸俗唯物主义混淆起来。对历史的“伦理政治”理解在战后马克思主义中仍然有效,表现葛兰西为对领导工人运动的政治机构与政党的高度重视。葛兰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并未割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应被曲解为庸俗经济决定论。经济结构就是历史过程,并非任何抽象与僵化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框架内,葛兰西为思想和个人意志留下了分析空间,从而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引下,葛兰西重新审视了意大利“复兴运动”,他所阐释的“文化霸权”“被动革命”“有机知识分子”等概念为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铺就了理论基础。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经济基础、从间接的意义上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恰好体现了葛兰西历史观之辩证主义色彩。
葛兰西于1937年病逝,他的思想在二战后随着其著作《狱中札记》的整理、出版而得到广泛传播。葛兰西思想融合了德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指向的马克思历史学与意大利文化传统,他既是意大利近现代文化之象征符号,也代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之最高理论成就。葛兰西思想在意大利及国际的史学探讨中,甚至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人文科学中都颇具影响力。从1947年到1952年间,平均每年约80种相关出版物的问世见证了“葛兰西学之繁荣”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战后兴起的从属阶层研究等均深受葛兰西影响。对于意大利史学来说,葛兰西对文化和霸权等问题的阐释,使得他成为战后意大利左派学者解读文化和历史的最重要参考,所以有学者自称为“克罗齐-葛兰西式学者(Crocian-gramscian intellectual)”。史学家坎蒂莫里提出,正是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及出版葛兰西的著作,近几代意大利知识分子才重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兴趣。
在战后欧洲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意大利共产党(PCI)的积极推动下,以一批学术期刊、出版社为宣传阵地,在一众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意大利得到了快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遍布各个专业领域,包括哲学家班菲(Antonio Banfi,1886—1957)、古典学史学家马尔凯西(Concetto Marchesi,1878—1957)、哲学家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 1895—1968)、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学家班底内利(Ranuccio Bianchi Bandinelli,1900—1975)、历史学家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1904—1966)、宗教史学家、人类学家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1908—1965)、文艺复兴史家加林(Eugenio Garin,1909—2004)、哲学家卢波里尼(Cesare Luporini,1909—1993)、农业史专家塞雷尼(Emilio Sereni,1907—1977)、政治经济学家达尔帕内(Luigi Dal Pane,1903—1979)、当代史、政治史专家马纳科尔达(Gastone Manacorda,1916—2001)、杰出罗马史学家圣马扎里诺(Santo Mazzarino,1916—1987)、经济史学家赞盖里(Renato Zangheri,1925—2015)、政治家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1925—2023)、意大利复兴史专家拉焦涅里(Ernesto Ragionieri,1926—1975),等等,他们为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的期刊在学术界十分活跃。R.B.班迪内利与C.卢波里尼(Cesare Luporini,1909—1993)、罗马诺·比伦基(Romano Bilenchi,1909—1989)等一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于佛罗伦萨创立了左翼理论杂志《社会》,使之成为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意大利的重要阵地。于1949年创刊的《工人运动》致力于研究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于1949年创建的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图书馆,在1956年更名为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学会(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致力于推动当代史、社会运动、工人运动研究、出版第三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1950年由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成立葛兰西基金会,它自1959年开始出版《历史研究》,这是一本著名的历史专业学术期刊,因其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葛兰西思想、葛兰西史学、以及由葛兰西推动的文化霸权、知识分子、南方问题、政党斗争等核心议题是该刊物的主要探讨内容。
在意大利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各种报刊杂志以及学术机构等文化阵地的合力作用之下,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与政治环境,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解释功能,他们推动了历史观“自上而下”的转向、拓宽了研究视野、促进了史学方法的多元化,这成为微观史学诞生于意大利的左翼历史背景。
二战后葛兰西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革新的最大推动力。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再审视意大利历史,葛兰西重新对“复兴运动”进行了历史评判,将其视为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未能真正创造民主社会的“被动革命”。和雅各宾派一样,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应该组织农民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使国家统一起来。农民问题与“南方问题”互为表里,由此,葛兰西指明了解决意大利困局的“题眼”,使南北经济割裂、南方农民、土地所有权、劳工运动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浸润到意大利文化的另一史学家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1904—1966)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方法将经济与社会领域结合起来。在葛兰西与坎蒂莫里等人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工人运动史、农村与农业史等领域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4年达尔帕奈(Luigi Dal Pane)出版了《自18世纪初至1815年间意大利劳动史》、赛雷尼(Emilio Sereni)在1946年出版了《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的农业问题》、在1947年出版了《乡村资本主义(1860—1900)》,1949年《工人运动》杂志创刊。
葛兰西等人对“南方问题”的关注不仅拓展了学者对经济史、农业史、劳工史等领域的探究兴趣;还因他所采取的历史文化分析取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维度,这为其后意大利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宏观历史分析法,葛兰西认为像意大利这样在马克思主义标准下的落后社会可以从上层建筑开始革命。葛兰西有意识地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历史,而“文化成为葛兰西政治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葛兰西将伦理政治史作为研究中的实证准则(canone empirica),他将一个社会群体的霸权解构为传统意义上的统治(dominio)、以及在思想与道德范畴的领导作用(direzione intellettuale e morale)。他打破了经济决定论,在文化维度内重新构建了国家-阶级-社会群体间的权力体系。教育、哲学、常识等作为权力间接、隐性施展效力的场域,容纳了诸如知识分子、从属阶层等社会群体,而他们与统治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妥协共同构成了国家存在的共识。至此,知识分子、从属阶层不再“隐身”于“国家-阶级”权力关系之中,逐步走入了史家关注的中心。
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最激动人心的建议之一是呼吁人们更广泛地关注“从属阶级”。葛兰西肯定了民俗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而激发了意大利学者对从属阶层的研究热情。以民俗乐曲为例,他提倡关注乐曲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非它的起源与审美价值。意大利民俗学奠基人德马蒂诺指出,只有将葛兰西的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深入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如此,民俗学便不应被误认为是对如画风景之热爱、对与生活无关问题之好奇心,而应被视为社会主义式人文主义的新阶段。通过德马蒂诺的再诠释,宗教、巫术、魔法等不再是学者单纯的猎奇对象,而是蕴藏了革命反抗力量的社会存在。受葛兰西与马克思历史观影响,马尔蒂诺认为原始与野蛮也应被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受到压迫的反主流文化。但在认识从属阶层及民俗文化的自主性上,德马蒂诺较之葛兰西更为激进。葛兰西坚称：“大众阶层无法进入统治阶层主导的高级文化之中,只有当高级文化的残片坠落到低处时,才能使用它们的某些残余或碎片,所以民俗是高级文化碎片未经消化的部分。” 德马蒂诺则肯定了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独立性与反抗性。他以卢卡尼亚(Lucania)地区的丧葬崇拜为例,证明了在南方农民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更加古老且充满活力的大众信仰和口述传统,它独立于起支配作用的高级文化而存在。
总之,以葛兰西、德马蒂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民俗、大众文化的新认知,使原本游离于主流研究之外的民俗学、人种学、文化人类学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另一重心,为之后兴起的意大利微观史学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支撑。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指明了人类学与微观史学的理论共通性,盖因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将社会定义为一个整体,而微观分析法也消弭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之间的边界。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新变化,历史研究的 “人类学转向” 鲜明地体现在了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的发展之中。
作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能表征意大利史学新探索及发展新趋向的流派,微观史学的理论构建有其独特的逻辑经纬与学术传承,自然也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史家的政治与史学实践。伊格尔斯注意到了意大利微观史家如乔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卡洛·伯尼(Carlo Poni)、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起初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并未深入地挖掘这种学术渊源是否转化为了一种政治与史学实践。布里吉塔·博内特(Brigitta Bernet)对此提出了新观点,她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历史文化背景对于微观历史视角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认知扭转了过往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与微观史学相对立的传统观点,重在发掘二者间的内在联结。博内特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追随葛兰西与德马蒂诺,他们从工农自治的假设出发,着手探究被压迫阶层的文化记忆;扭转了政党与群众联系的单向属性,突出从属阶层的主动性,强化了重构从属阶层文化的现实需要。这种理论思考恰好反映在了意大利左翼文化圈或文化联盟(Circoli di cultura o leghe di cultura)的史学实践中：如1961年于罗马创刊出版的《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1962年在皮亚琴察由左翼知识分子创立的《皮亚琴蒂尼手册》(Quaderni Piacentini)、1966年由工人运动史专家博西奥(Gianni Bosio,1923—1987)和人类学家奇雷塞(Alberto Mario Cirese,1921—2011)于米兰成立的德马蒂诺研究院、以及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金兹堡所领导的微观史学团体等意大利左翼学者所进行的历史与政治批判。
乔瓦尼·莱维的学术路径充分展现了政治实践对史学理论更新的推动作用。他曾协助社会学家多尔奇(Danilo Dolci,1924—1997)收集西西里西部的经济社会资料,基于实地调研,莱维将解决南方贫弱难题的希望寄于增强工农阶层的自主性之上。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进入了学生运动与劳工骚乱频发的“铅色时代” (Anni di Piombo)。在皮埃蒙特大区的苏萨河谷分发计件工资传单时,莱维发现工人对工资与待遇并不关心,他们所关注的一切均在工厂之外。这使莱维意识到原有的解释框架已失效,只有将关注重点从工作场所转移到工人的日常生活、将观察视角从宏观转移到微观,才能真正理解工人阶层的思想,从而揭示私人生活诸多细节中所蕴含的政治意涵。自此,工人阶层的人际关系、休闲娱乐习惯、文化消费、庆祝活动等,这些不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重视的对象逐渐走入研究中心。
从莱维的个人经历来看,微观分析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演进落脚点。莱维坦承 “政治是微观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首要原因”。也有人问及金兹堡,其针对线索推测范式(paradigma indiziario)的文章是否受70年代意大利的社会情况之影响,他给出了肯定答案。史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承袭自葛兰西的史学观,他认为史学的意义不止在于提供理解现实的线索、还要触发某种现实力量、唤起变革意识,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改变世界。“微观史学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虽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但它所寻求的绝非是打败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是更新和扩大社会主义计划。” 微观史学的发展路径恰是左翼史学家在保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三要素的基础上,力图通过改变阅读现实的尺度(Scala)所进行的史学新实验。
微观史家如金兹堡、莱维因其学术著作的传播度广,早已蜚声学界。其实,在莱维将微观史学(micro-storia)术语引入史学领域之前,作为先驱之一的格兰迪(Edoardo Grendi)在经济人类学、社会史、地方史研究中已开始采用微观分析法(micro-analisi),并坚持将之与社会人类学进行类比。格兰迪的微观分析法起步早、成果丰硕,著有如《热那亚人的贵族共和国：1500—1600年间的政治、仁爱与商业》、《切尔沃与共和国：古代政权的利古里亚模式》 等。此外,《历史笔记》中收录了他阐发微观史学理论的多篇论文,见证了其学术思想之活跃度。格兰迪坚信历史分析之终极任务在于,在参照交流运作机制及人类感知、实践和表达现实之方式的前提下,重建历史之多样性与变动性。鉴于社会历史是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探究社会变革的空间与尺度不必限定在国家或民族之中,可深入至社区、城市、职业范畴内。在他看来,针对某些主题的论述,诸如嫉妒作为社会控制的机制、荣誉与羞辱在社区同质化进程中的价值等,可通过对人际关系的考察而得到结论,但这些主题很难在历史的语境中被构建起来。在惯常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会研究许多间接证据：如此一来,特殊的文献可以例外地成为“正常”的(il documento eccezionale può risultare eccezionalmente“normale”),这一方法论原则亦被金兹堡所采用。
微观史学是一种尚在探索中的史学实践,其核心变革契合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变化趋向。正是在吸纳葛兰西之史学反思、积极借鉴马尔蒂诺所构建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基础上,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结合自身的政治与史学实践,改变了阅读现实的尺度,从而将人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微观史学立足于“下”而观“上”、立足于“个体”而观“全局”,这使得过往属于边缘性、特殊性、非常规性的人物、对话与事件具备了“中心性”“普遍性”“常规性”,成为阐释常规性权力运作机制的立体棱镜,从而帮助史家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整体认知。而一个无限丰富的整体,在阶级斗争或霸权的探讨范畴中是无法得到解读的。微观史学下的历史不再是吞没了许多个人的统一过程或宏伟叙述,而是呈现为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多面体洪流。如此,人得以重新回归历史分析之中心,成为构成真实的、多样的、复杂的历史之有机因素,这不失为“人本主义”在新史学思潮中的复归。
在经历了14至16世纪人文主义史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后,面临17、18世纪法、德两国的文化冲击,意大利史学在追随欧洲的学术进步和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上有所收获,如方法论的充实及研究主题的扩展。但日趋“强势”的法国与德国文化所造成的冲击不利于意大利文化研究的自发性、史学的反思性发展,乃至那些过往促成了意大利文化繁荣的内生性需求都在减弱,最终使意大利史学逐步陷入一种客观迟滞状态,直至20世纪才得到扭转。20世纪对意大利民族国家与意大利史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前者经受了国家命运的起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临着构建民族认同、实现国家复兴的历史任务;后者经历了德、法史学思潮的冲击,面临着将外来史学思想与本地史学传统相结合、重塑民族与国家自信的历史任务。它们共同推动意大利史学在解读国家政治现实的需求中得到跃升与发展。
在与德法史学思想碰撞与交锋之中,历史主义思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微观史学派相继占据着20世纪意大利史学论战的中心,它们并非孤立与割裂的历史观念或史学理论,而是彼此勾连,伴随着批判、继承、发展与演进,共同勾勒出现代意大利史学演进的动态图景。20世纪意大利史学发展呈现了纷杂曲折的表象,但我们仍能捕捉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历史主义”演化观与“人本主义”之精神内核。“历史主义”作为具有德国文化渊源的思潮,之所以成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鲜明文化特征,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主义”将人从“唯智主义”的迷思中解放出来,在历史的维度中重新肯定了人的个体价值,而这种精神指针可以追溯到维科的人文主义传统,契合了意大利传统中对历史差异性、个人独立性的尊重。在意大利传播初期,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历史主义的一种新形态,葛兰西借助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对克罗齐之超越,将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认识论发展为历史主义的政治文化实践论。葛兰西拓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维度、完善了其政治理论内容,在文化与政治维度中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及实践价值。在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变革趋势下,受葛兰西、德马蒂诺等史家所倡导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启发,结合自身的政治实践与历史反思,微观史家通过“显微镜”穿透被构建起来的结构、体系与制度,实现了“上”与“下”、“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之观察视角的翻转,最终将个体的人解放出来,使之重回历史话语的中心。
可以说,20世纪意大利史学思想的变迁折射了“人本主义”精神在不同阶段史学发展中的终极指引作用,无论其史学观念、阐释原则、分析方法如何多样复杂,它们都始终围绕着历史与人的关系而展开。克罗齐在历史中肯定人的价值、葛兰西在实践中关注人的价值、微观史学派使被“物化”、被“建构”、被“异化”的人复归历史叙述的中心,立足小人物而观大历史。不难看出,任何民族史学特色的形成自有其文化土壤与理念传承,意大利史学如是,恰如年鉴学派之于法国史学、新史学之于美国史学。
20世纪意大利史学演变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现了意大利传统文化的韧性与活力,这推动了意大利史家在不断的史学争鸣与论辩中重塑了意大利史学的发展路径、并凸显了其史学特色。历史哲学是贯穿于意大利史学发展始终的观念与方法论,无论是克罗齐、葛兰西亦或是微观史学派,他们虽然遵循不同的历史逻辑及价值批判倾向,但他们均在各自的史学研究中不断探究与反思国家、历史与人的意义,而非单纯地依循时间线索来勾勒历史的发展脉络。此外,意大利史家关注历史与人的价值并非出自纯粹的思辨需求,而是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切实需要。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促使意大利史家在历史中重新审视国家与民族、寻找解决发展困境的钥匙。意大利史学所关注的主题往往映射出了时代、国家、现实乃至个人的需要。
史学与生活、实践、史家个人的精神诉求联结为一体,这也是我们现当代史学工作者需要学习与践行的治史追求。史学是当代的、现实的、亦是实在的。而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底色使得意大利史学可以突破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既兼容并收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的先进成果,又为其他国家的史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在史学全球化的新时代,意大利史学仍将沿着20世纪史学所铺就的前进方向追求新的发展与突破。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